袁红英：中国共产党减贫实践的百年历程与经验
【内容提要】1921年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百年减贫实践，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的伟大跨越。在不同历史阶段，基于时代背景与国情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减贫标准、减贫目标、减贫对象以及减贫方式呈现出差异性的演进逻辑。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伟绩的取得，实现国家主权独立自主是根本前提，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减贫的持续领导是基础保障，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先决要素，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关键支撑，益贫式增长的经济发展是核心动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百年减贫 全面小康
作者简介：袁红英（1970- ），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社科院基地特约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山东济南 250002）。
贫困问题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也是与贫困不断作斗争的过程。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前进，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史无前例的成就”〖世界银行：《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推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190251521729552166/pdf/113092-CHINESE-SCD-P156470-PUBLIC.pdf。〗。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减贫历程，是一段从压迫走向独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强的历程。知史以明鉴，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实践的发展历程，探索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实践的演变逻辑，凝练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实践的宝贵经验，对新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中国共产党减贫经验的世界推广，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进展，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续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减贫实践的百年历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秉承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依据国家发展战略与减贫状况，制定了阶段性的减贫方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国历经百年鼎革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的蜕变。
1.1921—1949年：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阶段
近代中国由于遭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国家落后、人民贫困。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自主建设与发展中国，只有推翻剥削势力才能从根源上改变人民群众的贫困面貌。为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国各阶层先进分子不断探索救国治国之路，然而由于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最终未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进步青年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参见《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6页。〗。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一切贫困视作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斗争，并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国近百年来被侵略剥削的历史，开始走向独立、自强、民主、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过程，亦是消除国家贫困根源的过程。
2.1949—1978年：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积累与连年战争的影响，农村贫困问题普遍存在。为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剥削农民、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在早期土地革命运动的基础上，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贫困状况有所缓解。与此同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经济对改变国家贫困落后面貌的重要作用，将工业化视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完成以及“一五”计划的实施，我国经济总量实现快速增长，整体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以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普惠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为保障农村五保人口、特困人口及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我国制定了紧急救济计划，由民政部门对农村弱势群体开展以生活实物为主的专项救济〖参见陈标平、胡传明：《建国60年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演进与基本经验》，《求实》2009年第7期。〗。在此阶段，前期破除农村土地制度障碍，重点推进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有效促进了农村贫困状况的改善；中后期我们党在对历史使命与执政意识实现新觉醒的基础上，开始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3.1978—1994年：改革开放与大规模扶贫开发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对内实施改革，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方面，对外进行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广大农村地区通过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发展多种经营，粮食产量显著提高，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农村贫困整体状况得到大幅缓解，但也呈现出农村贫困人口区域性集中的特点。在此阶段，我国区域间、城乡间、农户间的贫富差距开始显现。在经济发展获得一定物质积累的基础上，为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缩小地区差距，1982年，我国实施了第一个区域性反贫困计划，即“三西”〖“三西”是指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综合治理与大规模开发建设。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从此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活动。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启了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
4.1994—2001年：八七攻坚与基本解决温饱阶段
以1984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00元、每人每天2100大卡热量、食物支出占比85%为基本标准，1992年底我国仍有8000万左右的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为进一步缓解农村贫困，1994年我国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这是我国制定的第一个明确减贫目标的扶贫计划〖参见李培林、魏后凯主编：《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页。〗，也是我国减贫史上第一个攻坚阶段。为确保扶贫攻坚目标实现，与以往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减贫计划的制定与资源分配不同，我国开始实行扶贫资源、任务、权力、责任“四到省”政策，省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下放到县，增加了县级部门扶贫工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参见吴国宝等：《中国减贫与发展（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8页。〗。随着党和政府对国家级贫困县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投入，重点发展投资少、见效快、覆盖广、效益高的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各类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通过经营性与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减小了农村贫困人口规模。截至2000年底，除少数特困人口及部分残疾人外，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实现了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民千百年来吃饱穿暖的愿望，但在此阶段温饱问题的解决仍是低标准的、不稳定的。
5.2001—2012年：综合开发与巩固温饱阶段
为进一步解决少数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巩固温饱成果，2001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继续把扶贫开发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并将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作为扶贫开发重点区域，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科教文卫事业发展，以及生产生活领域的综合开发，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促进综合开发的有效进行，提高农村整体发展水平，我国采取了“整村推进”的关键措施。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为对象，整体制定村级发展规划，通过各类扶贫资源科学整合、集中投入、分批实施，改善贫困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夯实农民增收基础。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我国扶贫工作作出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新阶段的判断，我国扶贫开发的总体要求亦在转向巩固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到民生福祉的获得与保障。
6.2012—2021年：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扶贫开发的不断推进，在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背景下，我国剩余贫困人口底数不清、致贫因素不明、扶贫措施不准等问题日益凸显，脱贫难度逐渐加大。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随后我国通过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方略。通过准确定位农村贫困人口将不同的扶贫资源精准传递给目标对象，提高了扶贫资源的目标瞄准性，确保了扶贫成效的高质量。为切实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决定，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投入脱贫攻坚之中，以精准性的对象聚焦与运动式的攻坚克难将我国扶贫开发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实现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83页。〗的庄严承诺。
二、中国共产党减贫实践的演进
随着社会发展与脱贫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减贫实践在遵循科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况在不同阶段对减贫标准、减贫目标、减贫对象及减贫方式进行了适当调整。纵观百年减贫历程，减贫标准呈现出食物消费支出逐步降低，营养均衡消费与其他消费性支出逐步增加的发展变化；减贫目标呈现出“解决温饱—巩固温饱—全面脱贫—相对贫困治理”的定位转移；减贫对象呈现出“广泛覆盖—特殊人群—贫困区域—贫困县—贫困区域 贫困县 贫困村—贫困人口”的聚焦演变；减贫方式呈现出“救济式—开发式—救济式与开发式并重”的战略转变。
1.中国共产党减贫实践的标准演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减贫实践以解决生存问题、消除绝对贫困为首要任务。从收入与消费的视角看，绝对贫困的产生是由于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仅维持家庭成员生理正常功能所需最低数量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因此，我国贫困线测算的基本标准是依据维持人们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消费支出，主要包括满足最低热量需求的食物消费支出和通过牺牲食物消费换取的必要非食物支出。其中，食物消费支出是生存需求最基本的保障。从我国开展大规模扶贫开发以来，至今主要采用过3个贫困标准，即1984年标准（农民年人均收入200元）、2008年标准（按2000年价格农民年人均收入865元）以及2010年标准（农民年人均收入2300元）。以每人每天摄入2100大卡的热量作为最低营养标准，1984年标准中食物支出占比为85%，2008年标准占比为60%。1984年标准与2008年标准食品支出仅考虑能否果腹，不考虑食物质量与营养均衡，2010年标准在维持基本热量需要的同时，考虑到保证健康的基本需要，增加了满足每人每天60克左右蛋白质的标准设定。根据全国住户收支调查数据计算，2014年食物支出比重占物价指数调整后贫困标准的535%〖参见王萍萍、徐鑫、郝彦宏：《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研究》，《调研世界》2015年第8期。〗。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贫困标准的制定以食物消费支出占主要构成，并随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降低，营养均衡消费与其他消费性支出逐步增加。
2.中国共产党减贫实践的目标演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扶贫政策对减贫目标有明确规划，并呈现出“解决温饱—巩固温饱—全面脱贫—相对贫困治理”的定位调整。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制定了用7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减贫目标。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制定了2001-2010年扶贫开发总的奋斗目标是“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在解决与巩固温饱的基础上，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8页。〗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进一步制定了“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总体目标〖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http://www.cpad.gov.cn/art/2015/12/7/art_46_42386.html。〗。随着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全面消除，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http://www.cpad.gov.cn/art/2020/2/5/art_624_111141.html。〗。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设立5年过渡期，推进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http://www.cpad.gov.cn/art/2021/2/21/art_46_186898.html。〗。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建立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3月13日。〗。综上，2010年以前我国减贫目标主要从生存角度出发以解决和巩固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2010年后在满足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到教育、医疗、住房等发展需求的获取保障。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我国减贫目标开始转向相对贫困治理。
3.中国共产党减贫实践的对象演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饱受国外列强与国内封建势力摧残，中国人民普遍处于积贫积弱之中，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减贫对象是广大中国人民，具有广泛的覆盖性。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在开展大规模国家建设与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减贫对象主要以农村灾后人群及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我国贫困人口区域性集中的特点，1982年我国开始以整体区域作为扶贫开发对象，在全国确定了18个连片贫困区域作为扶贫重点，开启了区域性反贫困计划。随后，由于难以操作与协调，片区扶贫的思想被放弃，进而转向将贫困县作为基本扶贫单元〖参见吴国宝等：《中国减贫与发展（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页。〗，并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少数民族地区及重点革命老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等标准确定了331个县作为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投放的重点对象。1994年我国通过“四进七出”〖“四进七出”是指原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700元的退出，其他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进入贫困县序列。〗的原则重新确定了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由于县内各村的条件差异以及各村发展需求与扶贫资源存在匹配错位，2001年以后，我国在将老少边穷地区与贫困县作为扶贫开发重点的同时，以整村推进为切入点，将扶贫规划和项目安排的基本单元瞄准到贫困村层面，按照村级扶贫开发规划统筹各类扶贫资源，改善制约村庄发展的条件。2011年我国在重新调整确定128万个贫困村作为村级扶贫开发主要对象的同时，将连片特困地区开发与村级扶贫并重。2012年以后，为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实现精准帮扶，我国开始将扶贫对象层级聚焦到贫困人口个体，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对象单元历经了“广泛覆盖—特殊人群—贫困区域—贫困县—贫困区域 贫困县 贫困村—贫困人口”的聚焦演变。
4.中国共产党减贫实践的方式演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减贫实践是一个不断探索与创新的过程。在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后，由于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累加影响，农村贫困问题普遍存在。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窘境，中国共产党在恢复经济发展与开展大规模社会建设的同时，所开展的扶贫工作主要以民政救济为主。1955年至1978年间，国家财政用于救济农村贫困户的支出累计达到22亿元，使绝大多数农村贫困户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参见崔乃夫主编：《当代中国的民政》（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86页。〗。救济式扶贫以“输血”的方式为农村贫困群众提供了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保障，长此以往贫困群众形成的福利依赖使其难以摆脱贫困。因此，我国开始探索为贫困群众“造血”的扶贫方式。1982年底，提出了“三西”建设项目把短期救济同长期建设结合起来的发展思路，初步显示出我国开始探索开发式扶贫的方式。198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明确提出要纠正单纯救济的扶贫观点〖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页。〗，开发式扶贫思想在政策层面被确定下来。1986年5月14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对开发式扶贫的内涵第一次作出了全面表述，指出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单纯救济的扶贫办法，实行新的经济开发方式，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在国家必要的支持下，进行开发性的生产建设，走依靠自己脱贫致富的道路〖参见《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6年第16期。〗。至此，我国奠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战略思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等扶贫规划均对开发式扶贫的内涵和思想进行了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开发式扶贫改变了以往直接给钱给物的扶贫方式，更加注重在外界提供必要的支持下，通过提高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实现脱贫与发展。因此，开发式扶贫对于贫困群众可持续生计的获得以及贫困群众实现稳定、可持续的脱贫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开发式扶贫对因病、因残等缺少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难以实现有效帮扶，2007年起我国开始将救济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有机衔接，在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的同时，衔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等保障制度，以制度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取代以往临时性的政策救济，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实现脱贫的同时，保障农村兜底人群的基本生存。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减贫方式历经了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救济式与开发式扶贫相结合的发展演进。
三、中国共产党减贫实践的经验
到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全面消除，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减贫历程，既伴随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亦伴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结构转型；既伴随着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亦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在社会结构与经济体制的转型重叠期，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成就的取得，既有特定历史发展机遇的影响，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深刻把握中国贫困特点和贫困治理规律，在实现国家主权独立的基础上，坚持党对减贫事业的持续领导，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益贫式的经济增长为核心推动力量的必然结果。1.实现国家主权独立自主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前提
国家主权独立是实现国家发展、消除贫困的根本前提。一个国家只有在不受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与侵犯的情况下，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建设与民生改善上来。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破除了中国贫困落后的主权与制度障碍。在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基础上，我国开启了大规模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的新征程，国家贫困状况逐步得到显著改善。
2.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减贫的领导是摆脱贫困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明确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想理念，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了民族救亡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贫穷落后的基本国情，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历史背景解释了贫困的根源，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的坚定领导力量。毛泽东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3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解放生产力和消除两极分化的角度，把改革开放作为解决中国贫困的根本途径，主张在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进程中消除贫困〖参见黄承伟、刘欣：《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20世纪末，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在21世纪继续开展扶贫开发、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前提，是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首要工作〖参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31、32页。〗，并将农村扶贫开发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进一步强调了反贫困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将扶贫开发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突破性以及攻坚性的扶贫举措〖参见唐任伍：《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人民论坛》2015年第30期。〗。综上，消除贫困的目标始终贯穿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之中，我国的扶贫进程并未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换届而停滞，他们以继往开来的战略眼光与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持续加强对减贫工作的领导，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减贫政策的连贯性与减贫效益的延续性。
3.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动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参见梅荣政：《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红旗文稿》2018年第19期。〗。在百年减贫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基本遵循，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了“脱贫为了谁，脱贫依靠谁，脱贫造福谁”的价值取向，为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践提供了思想指导。第一，强调贫困群众主体地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贫困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扶贫工作的首要考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为满足贫困群众的生存需求以解决温饱为减贫目标，随着社会主要矛盾与人民需求的转变，逐渐扩大到教育、医疗、住房等多维生活福祉的保障。第二，注重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与可持续生计的获得，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转变。第三，尊重贫困群众意愿，贫困群众是否得到实惠、生活是否改善、评价是否满意，是衡量减贫是否有成效的根本标准。在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中，致贫原因的识别、帮扶措施的选择、易地搬迁的方式等均充分考虑贫困群众意见。贫困县退出考核评估亦将群众满意度作为四项关键评判指标之一。
4.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摆脱贫困的关键支撑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减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史志乐、张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摆脱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一，构建了自上而下的扶贫治理体系。1986年以来，我国各级行政单位自上而下逐步设置了专门的扶贫开发工作机构，统一领导扶贫工作。脱贫攻坚以来，我国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充分发挥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对扶贫工作的领导作用，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强的责任与体系保证。第二，坚持专项、行业及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在发挥党政部门统领作用的同时，我国政府以制度优势所蕴含的社会动员力，整合行业与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之中，以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及社会力量共同推动脱贫与发展。第三，持续性的扶贫资金与人力投入。从扶贫资金的投入看，全国大规模扶贫开发以来，1986年至2000年，中央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贴息专项贷款累计投入1546亿元〖参见李培林、魏后凯主编：《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13页。〗。精准扶贫以来，扶贫资金投入逐步加大，2012年至2020年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6896亿元〖参见《财政力量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提供坚实保障》，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803/c1004-32180175.html。〗。从扶贫人力资源的投入看，自专事扶贫工作的机构设置开始，各级部门同时配备了相应的扶贫专干。2013年以来，全国累计选派了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开展精准帮扶〖参见《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人民日报》2021年4月7日。〗。除党政系统之外，大扶贫格局之下各行业、各系统、各民主党派响应减贫战略亦投入了大量人力。
5.益贫式的经济增长是摆脱贫困的核心动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消除了贫困产生的根源，经济发展则是解决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大规模贫困问题产生的核心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地包产到户使农民增加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开办乡镇企业增加了非农业经营性收入，外出务工增加了工资性收入〖参见何秀荣：《改革40年的农村反贫困认识与后脱贫战略前瞻》，《农村经济》2018年第11期。〗，益贫式的经济增长通过机会平等、充分就业等方式推动了贫困群众的收入增加，经济增长与贫困发生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参见汪三贵：《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管理世界》2008年第11期。〗。面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带来的严峻挑战，作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实现了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5.6%的益贫结果，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个百分点〖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lhfw/2021/lh_hgjj/202103/t20210301_1814216.html。〗。除此之外，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增收亦为扶贫提供了资金保障。随着国家财政在农林水事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及医疗卫生等方面支出的增加，普惠性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为贫困群众基本福利和发展便利的获得创造了溢出效应。
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历程，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的伟大跨越。带领全体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2021年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新起点，我国贫困治理开始由攻坚式、超常规举措转向长效式、常规式做法，由聚焦农村贫困人口转向农村低收入人口与欠发达地区。我们更加关注通过构建公平正义的分配格局、缩小城乡差距，使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逐步迈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2]李培林、魏后凯、吴国宝主编：《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3]人民日报理论部编：《决战决胜：全面小康与脱贫攻坚》，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
[4]黄承伟：《中国扶贫理论研究论纲》，《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5]汪三贵：《中国40年大规模减贫：推动力量与制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6]张琦、冯丹萌：《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1978-2016年》，《改革》2016年第4期。
[7]王小林：《改革开放40年：全球贫困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8]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编辑：黄华德）
